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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发布日期:2011/12/17  点击次数:
 
今年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催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
  30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中华大地,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序曲。说起这场大讨论,许多事情还是历历在目的;然而,“熟知不等于真知”,有些史实至今已变得有点依稀难辨。比如,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起点、过程、推动者(主帅等),都成了需要认真研究的学术问题。在这里,我力求根据运动的本来面目,对上述三个问题及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做一些探讨。

  这场大讨论的起点问题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或者稍微笼统点说,1978年5月是历史起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起点标志是1977年12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提出要以实践作为标准,研究党的历史经验。

  第三种观点认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就开始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

  我认为,第三种说法失之过早,而头两种说法则失之于过晚了。

  1978年5月,是这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全面公开展开的历史起点,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党内酝酿阶段,其起点是1977年2月,邓小平在西山,针锋相对地反对当时华国锋等人提出的“两个凡是”主张。

  邓小平本人在1989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的谈话中,明确具体地指出了这一历史事实:“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一九七七年二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与此相印证的是,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1977年2月份,小平同志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这是广为流传的,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参见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之所以把1977年2月作为这场大讨论的起点,主要根据是三条:华国锋等人当时已提出“两个凡是”观点;邓小平等人已经明确反对“两个凡是”;思想争论已经在党内高层展开。

  这场大讨论的过程问题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三种说法:两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两大阶段、十个回合”——内部酝酿阶段和公开争论阶段,每个阶段又各包括五个重要回合。

  一、内部酝酿阶段的五个回合

  第一个阶段,从1977年初到1978年5月以前,以党内思想路线斗争为主要形式,这也是后来全国性大讨论的内部酝酿准备阶段。在此阶段,华国锋代表的“两个凡是论”借助于政治权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惯性力量,暂居上风;而邓小平则不惜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巨大风险,以“完整准确论”、“实事求是论”的形式,亮出了反对“两个凡是论”的“实践标准论”的最初思想旗帜。

  第一回合,1977年2月至3月间,当时占据中央主要领导地位的华国锋等同志,经过反复筹划,打出了“两个凡是论”的思想旗帜,并以此为理论根据压制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呼声,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压制彻底平反冤案、纠正“左”的错误的呼声。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忧党忧国忧民,可谓忧心如焚,1977年2月“两个凡是论”一出台,他立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同志发表谈话,表示反对,他的意见在中央的老干部层中间当时就广为流传。

  第二回合,1977年4月、5月间,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先后通过两条重要途径,更加明确地、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与思想路线。

  第三回合,1977年7月、8月间,邓小平刚刚正式复出,立即在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上明确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彻底克服“文化大革命”与林彪、“四人帮”带来的坏风气,从更深层次上触及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也触及了正确思想路线的深层哲学基础。

  第四回合,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实现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个突破。理论上的突破,是把“完整准确论”与“实事求是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提出了“实事求是精髓论”。

  第五回合,1977年底、1978年初,在邓小平的倡导与支持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与干部平反工作中,在突破“两个凡是论”上又打开了两个大缺口。

  这一阶段,“实践标准论”由被严重压抑,转向在思想道义上占据上风;“两个凡是论”则由明显的统治地位,转向被动地位;但由于他们占据政治权力优势,加上“左”的社会思潮根深蒂固,因而从1978年初直到当年5月初,斗争暂时处于相持阶段、胶着状态;根本解决问题的历史契机还未到来,思想理论与政治路线上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还需假以时日。

  二、公开争论阶段的五个回合

  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到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公开的思想理论斗争为主要形式,是全国性真理标准大讨论广泛、深入的开展阶段。经过一系列严峻的政治思想斗争,“实践标准论”在同“两个凡是论”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阶段也先后经历了五个回合,形成了程度不同的五个转折点。

  第一回合,1978年5月11日,在胡耀邦具体组织下,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直接支持下,《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志着“实践标准论”与“两个凡是论”之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两个凡是论”对该文横加指责,邓小平则给以有力支持。这篇文章的起草,历时七个月,修改十次,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三个基本事实是大家公认的:文章的最初作者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对文章做了较大修改;胡耀邦对该文的修改、发表起了重要作用。“特约评论员”,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作者群体。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三层:它使“实践标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理论旗帜更加鲜明突出;它从哲学理论高度直指“两个凡是论”的要害之处;它使这场争论从内部进行的党内思想斗争发展为全国性的理论大讨论。这篇文章捅了“两个凡是论”的马蜂窝,于是受到一连串的非难。

  第二回合,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辟地阐明了“实践标准论”与“两个凡是论”的对立实质。6月24日,在罗瑞卿亲自筹划下,《解放军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有力地回答了“两个凡是论”的攻击。

  第三回合,1978年7月至9月,为了使这场思想路线之争、政治路线之争进一步走向明朗化,邓小平等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周扬、邢贲思等一大批理论家也做了大量思想理论工作。

  第四回合,围绕着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是否参与讨论问题,又进行了思想较量。在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支持实践标准的谭震林的文章终于在《红旗》刊出,使“两个凡是论”失去了最后据点,形成了又一个转折点。截至12月初,27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11个大军区、5个军兵种、3个总部主要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

  第五回合,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历时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践标准论”与“两个凡是论”展开了决定命运的最后决战:11月12日,陈云发言带头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政治防线;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总结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华国锋第一次被迫公开检讨,声明收回“两个凡是”。

  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开始,到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为止,真理标准大讨论经历了“公开争论,决定胜负”的第二阶段。这一讨论当然有个继续深化的历史过程,但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一讨论基本结束。一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开始了,邓小平理论也从思想铺垫阶段走向正式形成阶段。

  这场大讨论的推动者问题

  毫无异议,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哪一个人推动的,而是集中了全党全民的集体智慧、集体力量,至少有三个群体,共同发挥了合力作用:

  第一个群体,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第二个群体,是胡耀邦、罗瑞卿等第一线上年富力强的领导同志;

   第三个群体,是胡福明、杨西光、孙长江、吴江,乃至周扬、邢贲思等哲学家、专业理论工作者。

  其中,邓小平与胡耀邦二人都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政治思想上起了重要的传导作用。这里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历史作用与相互关系,究竟谁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帅?

   这里有两种说法,值得注意:

  一种说法,是在有些文章中,论及这场大讨论时,仅仅说到邓小平等人的重大历史作用,却根本没有提到胡耀邦在当时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这种说法,有失公正,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另一种说法,则是在邓小平与胡耀邦谁是主帅人物的问题上,有些模糊不清。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是一本下了工夫、资料翔实的好书。美中不足、白璧微瑕之处,是对谁是实践标准论的主帅人物、首要代表,在最后的理论概括上有些模糊不清:“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组织者和直接领导者”;“邓小平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最有力支持者”;“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对这场大讨论的支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给人总的感觉是没有分清主帅和主将。

  实际上,从全局来看,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是:“实事求是论”、“实践标准论”的主要代表、主帅人物、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都应首推邓小平;胡耀邦在这一大讨论中冲锋在前,功不可没,但他和邓小平的关系,好像大将与主帅、先锋与总司令的关系,这个关系与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最先明确反对 “两个凡是”提法的,是1977年在北京西山的邓小平;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积极倡导真理标准大讨论,作出最有力支持的,首推邓小平;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会议上,对于这场大讨论作出决定性评价的,首先还是邓小平。

  关于邓小平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突出历史作用,讲得最清楚、最令人信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胡耀邦同志本人。他不是讲了一次,而是先后郑重其事地讲了三次。比如,1980年11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列举了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期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的十大作用,认为其中有7条邓小平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因而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应该这么说,广大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在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是拨乱反正的实际指挥者。同时也应当这样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小平同志作了最大的贡献。”此后,1981年6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1982年8月6日,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胡耀邦又强调了邓小平的特殊历史作用。这不仅表现出胡耀邦的谦虚品德,而且也实事求是地道出了那段历史史实。

  这场大讨论的意义问题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首先谈谈这场为时近两年的大讨论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意义。薄一波、石仲泉同志强调,1956年八大前后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尝试;李君如同志提出,60年代初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独特思想的萌芽时期;龚育之同志提出,“这个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可以追溯到1975年”。这些学术探讨都是有意义、有价值、有启发性的,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还留下了一个历史空白点:如何评价1977年初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近两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邓小平理论形成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应当从中得出一个新的理论结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亲自倡导的、为时两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乃是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直接准备、直接酝酿、直接前奏、直接铺垫。从邓小平理论孕育萌芽的角度讲,主要是四个闪光思想的直接铺垫:

  一、它是实事求是精髓论的直接铺垫。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正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比以前更加明确、更加突出了这条思想路线和这个思想精髓,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治路线和邓小平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哲学基础、思想路线基础。

  二、它是经济建设重心论的直接铺垫。“两个凡是论”死抱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不放,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逐渐蔓延滋长20年的“左”倾顽症已经根深蒂固,谁也难以越雷池一步。正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1978年9月在视察东北时,邓小平最先提出了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在辽宁沈阳,他看到工人农民的清贫生活,十分动情地对省委一班人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起码要表现出我们的发展速度要比他们快。(参见龙平平等编著:《光辉业绩伟人风采——细说< 邓小平>》)正是这种振聋发聩的强烈呼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变,奠定了最直接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它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的体制改革论的直接铺垫。1978年9月15日,访问朝鲜归来后,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考察了本溪钢铁公司和大庆油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员会汇报时,在多年思考、上下求索的基础上,迸发了一个重要的闪光思想: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这里包含着四层意思,也是体制改革的四个新观念:(1)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体制,不能适应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需要;(2)中国的这种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搬来的,助长了官僚主义;(3)这种体制问题,既包括经济体制问题,也包括国家机构的政治体制;(4)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意味着要进行根本的、全面的、综合的、系统的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体制改革问题,乃至“不改则亡”的尖锐问题与深刻思想,都是在这里萌发的。

  四、它是突破封闭状态的对外开放论的直接铺垫。正是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邓小平打破中国封闭半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日趋成熟。1987年9月13日,在同本溪市委、辽宁省同志座谈如何改造与发展本溪钢铁公司时,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极左横行的自我封闭状态与思想禁锢状态:要到发达的国家去看看。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参见《光辉业绩伟人风采——细说〈邓小平〉》)9月18日,在同鞍山市委负责同志座谈时,邓小平更全面地阐发了对外开放以推动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鞍钢如何改造。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我们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邓小平文选》1994年第2版,第2卷)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新时期的这一基本思路,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脑中,已经酝酿成熟,呼之欲出。

  当然,我们还应从更广泛的角度评价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两个凡是论”,代表了一种“左”倾僵化、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践标准论”与“两个凡是论”之争,是两条思想路线之争,也是两条政治路线之争,因而也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命运之争。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为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邓小平理论,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作者王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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